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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彻底揭开了周恩来的画皮:周恩来们有意饿死中国百姓

刚刚看了香港亲共媒体凤凰卫视的一个小视频,讲的是毛时代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在1960年1月27日传统新年前,前往北京人艺慰问时发生的一件事。

秦桧毛泽东周恩来
秦桧毛泽东周恩来

当时正值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饥荒”时期,由于资源的匮乏,北京人艺用自制的冰糖葫芦招待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等人。在陈毅开玩笑称老百姓是为了吃冰糖葫芦而去看戏后,周恩来则说这是说明粮食不够吃,肚子里空,群众饿。于是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很快,还是周恩来打破了沉默,和邓颖超跳起了第一支舞。能在发出此语后马上投入跳舞,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亲共媒体和党媒这样的宣传无疑符合中共一贯的政治宣传“心系人民”的“好总理”的需要。然而,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媒体宣传那样的“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装伪善的大奸之人。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周恩来,却在彼时遵从毛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比如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特别是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再比如,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在发生在1959至1960年饿死了至少3500万人的大饥荒中,除了中共的一党制和毛的原因外,周恩来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的责任外,“(中共)二、三、四……号人物也都有责任”,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按照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说法,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另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是因为周恩来曾下令销毁了这一数字。

文章称,1961年底,前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对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进行过调查。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是害怕毛知晓?还是担心自己官位不保?亦或害怕生前死后承担罪责?无论是哪一个原因,周恩来选择的是助纣为虐,而其表面上的担忧不过是其两面嘴脸的再次体现。

也是在这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选择了提前还债,而周同样是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而且还可以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但唯一不在乎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被饿死。周的画皮确实应该被全面揭开了。

2016-02-13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

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泽东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泽东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泽东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大饥荒是人为的罪行?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

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

接着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第99集, pp74-76)。

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

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

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宁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

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63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

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

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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