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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叛徒后加入汪精卫集团的胡均鹤安排了李士群汪精卫与潘汉年的会面,中共为潘汉年平反文件说明潘汉年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决定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有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胡均鹤是汪伪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但又在为中统服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胡均鹤时有报告反映日伪情况,有卷存档……”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通过胡均鹤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潘汉年对李士群讲: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李士群一口答应,并当即拍板由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同时,两人还商定等潘汉年回到苏北以后,双方通过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专门编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

胡均鹤回到家里,向赵尚芸提到了这件事,赵尚芸急了,她连连发问:“老胡,你有没有把握?”胡均鹤淡淡一笑回答说:“镇江站的刘毅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亲自出面将他们送过长江。”

11月,潘汉年、刘晓、王尧山以及刘、王两人的夫人赵先、张本一行共五人,乘坐京沪特快二等车厢离开上海,行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刘毅(又名徐汉光)已在车站等候,下车后,潘汉年一行即住进了金山饭店。王尧山颇为紧张,他对赵先讲:“这个人(指胡)是中央通报过的大叛徒。”潘汉年听到了,回答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潘汉年的这一番话,使刘晓、王尧山等稍稍有点释怀。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又由刘毅护送坐机帆船渡过长江到达仪征,在仪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天蒙蒙亮,刘毅就将潘汉年等人唤醒了,他穿着便衣,雇了几个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气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头刘毅停了下来,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讲:“再过去就是罗炳辉将军的驻地了。”潘汉年握了握刘毅的手回答说:“谢谢你,谢谢胡先生和李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潘汉年没向上级请示会见汪精卫? 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决定 (1945年电报证据)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师”董健吾以后回忆:他在旅馆里还碰到过潘汉年,双方都“大吃一惊”!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揭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过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同年,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往返上海、苏南也与胡均鹤和刘毅有过接触,但随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1943年4月,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汇报了有关日军近期不会举行大扫荡的情报,但对和汪精卫见面一事,只字未提。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形式大于内容,虽然谈话过程很短,谈话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汪精卫毕竟是和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碰了面,无论如何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级汇报,终于酿成了大祸。

晚年胡君鹤出狱后家人为他过生日

潘汉年案的唯一见证人

1955年,毛泽东做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时,此事的当事人汪、李两人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正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一个见证人。

李士群死了以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设了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先送到上海小住几天,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狱中,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汉年。

在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鹤在无锡碰到了刘毅,此刻刘毅也正无所事事闲赋在家,于是两人商定由刘毅到香港去找潘汉年。虽然胡均鹤经济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了几十块银元,给刘毅当路费。赵尚芸还从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给刘毅作盘缠。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和赵尚芸的嘱托,在香港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杨帆。

3月,胡均鹤在苏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孙洵,孙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寻找人民解放军的愿望。于是胡均鹤又写了一封信托孙洵到丹阳去寻找潘汉年。他不晓得潘汉年并不在丹阳,这封信辗转多人送到了潘汉年的手里,潘汉年同样带口信给孙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鹤到丹阳来找解放军。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参加了解放军。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均鹤在苏州还曾碰到过准备待苏州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国,胡均鹤一到丹阳,苏州刚巧解放,苏麟国便成了胡献给解放军的见面礼。

潘汉年、杨帆敢于起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除了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报告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外,饶漱石显然也是知晓的。饶漱石与胡均鹤在二三十年代共过事,但此时两人身份已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不忘故人”,饶漱石还故意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他让杨帆找胡均鹤谈话,然后装着自己路过此处,“碰巧”与胡均鹤见上了一面……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时常在公安局露脸。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失去了一个机会。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泽东曾单独找潘汉年谈话,了解他在对敌工作中的情况。毛泽东甚至问潘,为什么大家都称他叫小开,但据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称:潘碍于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没有向毛泽东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他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潘汉年、胡均鹤均已去世,笔者无法采访;以后胡均鹤释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胆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汉年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于是4月2日,他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汉年还是一直被关押。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监狱里度着各自的余生。

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获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鹤仍在囹圄之中。他还翘首以待着潘汉年来替他作证,将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作为离休干部(因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参军的,而且参军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助纣为虐 潘汉年三兄弟的下场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党史纵览》文章,披露了中共上海特工头目潘汉年三兄弟悲惨的人生经历。

据作者张敏关于潘汉年三兄弟的文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助纣为虐、为中共卖了一辈子命的潘氏兄弟来说是一个魔咒。1972年4月10日,大哥潘梓年最先离世,“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让他尸骨难寻;1977年4月14 日,三弟潘汉年“蒙冤受难”22年后离去,没能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1988年3月26日,二哥潘有年(即潘菽)又步兄弟后尘。

潘梓年——“中共第一报人”

潘氏三兄弟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潘氏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兄弟三人从小便熟读诗文、造诣颇深,先后背弃中华民国,投身中共。

潘家大哥潘梓年,1893年生,潘莘臣是清代秀才,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宜兴县的议员,他是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的创办人,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也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潘梓年1927年加入中共后,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调回上海后,主要从事中共的左翼文化工作,负责主编《北新》、《洪荒》和江苏省委的《真话报》,为共产党蛊惑人心。

潘梓年创办了《新华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能逃过劫难,1972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内悄然死去。周恩来曾下令要保他,但无用。

潘有年——“九三学社”创办人

潘梓年和潘汉年的叛逆思想启蒙,最早来源于老二潘有年(潘菽)。潘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影响,不断给兄弟们寄《新青年》、《新潮》等书报杂志,希望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7年,潘菽从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担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重庆,潘菽通过潘梓年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乔冠华等人,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被中共选为所谓8名“进步教授”之一,受到毛泽东接见。

1945年9月3日,潘菽发起创立“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并从1958年起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直至去世。

潘菽一生著有心理学方面几十部著作,60余万字的《心理学简札》,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耄耋之年在牛棚里、批斗中,在体罚、虐打下,冒着生命危险,以写检查为掩护,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的心血之作。

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 勾结日寇卖国

潘汉年家学深厚,很早便腹有诗书。18岁时潘汉年正式成为郭沫若、成仿吾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创造社成员。20岁时,潘汉年渗透进入北伐国军,成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的主编。

1931年4月24日,潘汉年进入中共特科,成为中共著名特务头子、情报专家。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国民党、汪伪政权、日本高层等情报,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潘汉年为中共窃取江山立下“赫赫功劳”。

据苏联塔斯社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志》中记载,抗战期间,汪精卫伪政府的要人陈公博、周佛海,是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也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汪精卫则于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共。汪伪政权建立后,新四军的潘汉年、杨帆即立刻与汉奸汪精卫联系,之后的一切往来情报,只向毛泽东一人汇报,潘汉年是汪精卫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人。据此,有人称汪伪政权是汪、日、延安三方合股政权,而潘汉年是名副其实的汉奸。

据2008年11月《开放》杂志报导,抗战的血养肥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老将军郝柏村接受中共央视访问,指中共写的抗战史95%伪造。

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儿谢幼田在他的专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大量引用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籍、中共文献及中共元帅、将军的回忆录,揭发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抗战口号高叫如云,实际上却避免与日交战保存实力,同时趁机发展壮大自己的根据地。

谢幼田此书还披露中共新四军在江南从未与日军打过仗,反而暗地与日军勾结夹击国军,并向日军出卖国民政府的情报,以换取日军不攻击新四军。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即专司此职,中共上台后毛泽东为怕丑史暴露而将潘汉年逮捕下狱。

谢幼田说,文革后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至今还不会透露。但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还封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

怕勾结日寇罪行暴露 毛将潘汉年逮捕下狱

中共窃国后,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饶漱石、杨帆事件牵连和1943年与“汪伪会面”事件,被秘密逮捕,打成了“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8年后,潘汉年被假释。文革中,潘汉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狱中折磨使他身患多种疾病,1977年默默离世,死后解剖发现肝脏都烂了。而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刻下“萧淑安”这一代名。

共产党内部调查明确指出潘汉年执行的是党的政策,根据是李克农提供的1945年的重要电报并公布潘汉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由陈云为新任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工作重点为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人士的名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了要平反冤假错案。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陈云被查出身患直肠癌,住进了医院,准备立即手术治疗。可潘汉年的案件始终是他心口的一块大石头,手术前他并没有交代其他事情,只是说“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

1979年,刘晓向党中央递上申请书,请求为潘汉年平反。后来,1980年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会议上,廖承志提出:“我和刘晓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

身患重病的陈云得知此事,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立马对当年的案件进行复查,并且还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来了当年案件的资料翻阅。

1981年初,公安部向中纪委递交了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这份材料最真实地反映了潘案处理过程,并将1945年重要的电报,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份关于重审潘汉年案件的报告材料一同交给了中纪委,成为了潘汉年案件得以解决的极其重要的证据。

终于,在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根据潘案的复查结果,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名誉也重新作出了评价,认定潘汉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潘汉年同志早已于几年前去世,终年71岁。

不久之后中央下达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此桩冤案得以大白于天下,也证实了当年潘汉年在被逮捕时说的:“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并不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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